师说

不过，选择学习中国历史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我的读书经历与学习经验的配合。我本来是个喜欢读故事的小孩，尤其喜欢读欧洲童话故事（当然是翻译成日文的），有时读书太投入而没注意到天黑了。我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开始上历史课，对这门课感到很大兴趣，这时候的我好像觉得历史也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故事。

我这时候碰到《三国演义》(当然也是翻译成日文的)，马上投入这部包含许多精彩片段的历史小说。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时候。在日本，上了中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初中)后开始阅读古代汉语课，通过选读《史记》、《战国策》中的片段（尤其使用“画蛇添足”之类的成语故事）来学习古代汉语的基本句法和古代中国文化，因为古代汉语和其句法，以及其经典作品给予日文巨大影响，进一步学习日文，理解日文文学经典作品时肯定需要古代汉语与古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其实我刚刚提的成语“画蛇添足”，在日文成语中也有，平时将其省略成“蛇足(だそく)”来使用。我在这种阅读古代汉语课中才知道管仲、廉颇等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还有他们的故事几乎都在《史记》中。我看《三国演义》时已经注意到了其中人物有时候与上述人物跟自己进行比较，不过还不知道在哪一书里有他们的故事。

我想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为了喜欢读书的我，我父母这时候每个月给我一些“买书费”，允许我自己选择买书，因此我可以用这钱买了《史记·列传》的日文翻译本。这套书有五卷，不仅是很便宜的平装本，而且可以分开买，所以我先买一卷看，读完后再买下一卷。这套翻译本是小川环树等日本著名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做的，翻译水平不错。对十三岁的我而言，连这好译本也还有点难懂，阅读需要很长时间，不过其中出现的田单、战国四君子、韩信、还有张骞等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通过阅读《史记·列传》知道了中国历史除了三国时期之外还有其他动荡时期。

我想了解三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去书店或图书馆找相关书籍，终于找到一些宫崎市定的著作。其中有《大唐帝国》，论述从汉代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不仅很易读，而且内容完整，很适合我的要求。通过这样读书经历和学习经验，我中学校毕业的时候希望将来能在大学学习中国古代历史。

很幸运的是，我高校毕业后考上东京大学，上三年级时顺利分配到“东洋史学专修课程”，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历史。这门课程当时有研究汉唐史的尾形勇老师和研究明清史的岸本美绪老师，我上过这两位老师的阅读史料课，接受很多指教。我本科毕业时探讨东汉三国诸王的封建与就国的问题提交本科毕业论文，上硕士班后接受平势隆郎老师的辅导，才开始探讨《后汉书》成书过程的问题。进行《后汉书》成书过程的研究肯定需要官制、行政和其运作方面的广宽知识，所以我每月两次去参加法制史的读书会，在这个读书会上碰到长沙走马楼吴简。因为我之前没有学习出土资料的经验，实际上不知道从哪一个地方着手，所以刚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感到很大的困难。这时候御茶水女子大学的窪添庆文老师和新潟大学的关尾史郎老师已经创办了“长沙吴简研究会”，后来建议我参加，我在此能开始正式研究走马楼吴简。我以后一直依靠这个研究会，受到窪添老师、关尾老师、大阪教育大学的伊藤敏雄老师、中央大学的阿部幸信老师和森本淳先生等长辈的指教，进行吴简研究。

您在求学的过程中，您印象最为深刻的、给您带来提升最大的课程是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史料阅读的阅读课（叫做“演习”或“ゼミナール(seminar)”）与读书会吧。阅读课是正式的课，读书会大概是开阅读课的老师举办的，上这位老师的阅读课的学生大概都参加。还有一些学生们自己举办的读书会。在日本大学里研究中国史非常看重原始史料的阅读和讨论。我记得在东京大学时大概每周都有两三个阅读课，还有两个读书会，老师带着学生们一起阅读史料。本科的时候，我在尾形勇老师的阅读课中看过《盐铁论》，还有在岸本美绪老师的阅读课中念过清代的朱批谕旨。这些课大概有一个博士生当助教，帮助我们的学习。还有当助教的博士生为我们举办了一个读书会，我们每周一次一起念《贞观政要》。还有在校外也临时有读书会（大概一两个月一次）。这种读书会很像现在在中国常见的“学术沙龙”，大概每次有一两个报告人（大概参加人轮流承担），报告后做现场讨论。这种读书会基本上是开放性的，所以有很多在不同学校念书的学生，对他们提供互相认识的机会。

考上了硕士班之后，我继续上东洋史学课程的阅读课之外，也去参加中国哲学课程的阅读课，还有每周有两场阅读《通典·食货典》、《左氏会笺》等的读书会。我这时候还继续参加校外的读书会，而且开始参加学会、研究会的活动。

我们会一句一句的阅读，每位同学在仔细深入阅读后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老师也会发表意见。很多学生在高校的时候虽然有汉语的基础，但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进一步训练他们的汉语阅读和分析能力。

开始我觉得这种方法是日本学术界才使用的，不过我在台湾大学访问的时候发现其实台湾的学术界培养研究生和博士生也是通过这个方法。不过，台湾一门阅读课的时间非常长，他们不仅仅阅读史料，还要求阅读论文，比如说事先阅读好一到两篇文章，然后学生依次上去做主题报告，然后老师进行点评，并指出哪些地方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下去，最后还有一个共同讨论的环节。我以前参与过他们的阅读会，从上午九点开始，一直上到了十二点半，对于我而言这么长时间的课程实在是一种考验。在台湾像陈弱水老师或者刑义田老师等人都是采用的这个方法，学生每周都有两三篇论文或者一本书的阅读量，提升确实会很大。

老师您研究中国历史，精通中文，又有很多机会往来于中日之间，熟悉中日两国学者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情况。从您的研究领域来看，中国学界和日本学界在中国史研究的风格或重点方面有什么不同？

虽然我的确来过中国好多次，不过很遗憾的是我还不精通中文，只能提出小小的片面意见而已。我这十年来一直参加”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联谊会）”，的确每次感觉中、台、韩、日的研究风格之间实际上存在不少区别。我认为日本的研究风格本来就是很缜密又慎重，这种倾向目前也基本上没有变化。对出土资料研究而言，不少研究受到日本木简研究成果的影响，采用根据原件的细致观察来把握资料性质的方式。其实我也参加过日本木简研究专家举办的研究小组，陪他们一起去实地考察好几次，亲眼看到了他们的研究方式，真佩服其谨严精密的研究态度。

我认为中国的研究本来就是其眼界与思路都很宽广，根据对中国文化的很深理解来展开精彩的讨论。并且，很多中国的青年学者目前拥有去外国访问研究机关的经验，了解外国的研究方式与其成果。说实话，我近几年感觉多位中国年轻学者已经掌握了日本研究风格的特点，把两边研究方式的好处合起来推进自己的研究。这可说研究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况让我们日本学者要求重新考虑怎么发展自己的研究方式，贡献历史学的发展。

“历史书写”是老师您重要的研究领域，孙正军老师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一文中认为您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和中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请问您研究这个问题的触发点是什么呢？您受到了哪位学人或者著作的影响呢？

如果按照我自己的学术观点而言，我先所说的“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学人或者著作”也许当时的我是没有意识到这位学人或者著作对我有影响的。（笑）

我是从批评川胜义雄老师的研究开始历史书写方面的研究。在此之前，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界中，首先注意到史料的形成过程、文章构成和叙述形式并展开批判性研究的是津田左右吉先生。津田左右吉先生主要以儒教经典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混入的不同时代的体系和思想展开过细致的考察，据此以推定文献成书的年代，再分析不同时代、社会状况产生的不同思想逐渐合流的过程，最终得出先秦到汉代儒教发展形成的经过。

不过津田左右吉先生的研究也还有一些缺陷，比如说片面地认为中国史书只是积累记录的王朝历史，这一点后来遭到了研究秦汉史的知名学者增渊龙夫先生的反驳，增渊龙夫先生通过比较《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和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解读了胡三省和陈垣的历史意识对文本的渗透，这就是通过执笔者的意图来构建新的历史面貌。川胜义雄老师事实上也曾基于这一观点来探究过庞大的历史记述背后有着怎样的哲学和观点，撰写过一部《中国文明选》，这一部通史性著作对于1980年以后日本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中史学史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川胜老师不仅重视当时的社会结构，而且也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清流名士的思想与心态，他通过“清”、“义”以及乡里名声等概念在中古时期发挥的作用，来探讨当时社会政治的状态和清流名士的思想心态。川胜老师常常根据史料中的描述作出评估和判断，但其中无疑包含了历史讲述者对事实的解释，因此我在研究《后汉书》成书过程中发现史料对于个人思想与心态的描述是存在变化和矛盾之处的，因此我觉得可以从历史书写角度来再探讨川胜老师的研究成果。

比如说川胜义雄老师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可以溯源至东汉末年的党锢名士，构建名士圈的乡论有三个层次：县乡、郡和全国。川胜义雄老师非常注重太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在东汉末年全国名士圈能得以成立，太学作为汇聚天下人才的场所实在功不可没。但是我在梳理史料的时候却发现这种称号的来源实际上在三国末期、西晋初年，因此我认为在九品官人法出现之前，全国对于名士的判断标准其实也是因时因地而异的，这样其实不可能产生出全国层次的名士，只有当九品官人法出现之后，全国对于名士的标准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统一，才有可能出现这种全国性质的名士。东汉末年的名士称号可能是后人追溯的结果。川胜义雄老师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非常关注当时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想法，而历史书写研究其实也是关注当时人们的想法，所以其实我和川胜老师的研究对象非常接近，只是我们观察的角度不一样。

但是如果真的说起来，我认为我探索到的“历史书写”方法是来源于思想史研究。“历史书写”非常关注当时人的思想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关注讲述者对历史事件不同解释产生的不同影响，并对话语语境、记录者和被记录者之间的距离保持警惕，我想这个方法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并不会陌生。以《后汉书》为例，范晔的《后汉书》是在他之前各家《后汉书》的成果，在这部史书之中，包含了范晔本人的思想、范晔所记录的其他历史人物的思想、他家《后汉书》作者的思想、他家《后汉书》所记录的其他历史人物的思想，虽然这些思想都统一归于《后汉书》之中，但是细致考察起来就会发现这些思想有很多前后矛盾之处，这种矛盾之处的成因和影响正是“历史书写”研究关注的对象。

我之所以接触到这个方法正是因为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不少哲学和思想史研究的书籍，我在硕士时期对哲学和思想史非常感兴趣，在图书馆阅读过一些有关中国古代哲学与日本近代学术史的著作。以我自己的观点来看，“历史书写”的研究受到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启发很大。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当时日本学界对于“历史讲述者”的相关问题曾有过热烈的讨论，但是当时对于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历史学者却不多，主要是哲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这一理论方法实际上当时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检验，当时历史学界对这一方法实际上是感到困惑和警惕的。到了21世纪初，历史学界渐渐和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联手针对这种方法展开了吸收研究，并提出：应该严肃的面对史料和解读方式，但又要注意史料中细微的矛盾和不合理之处，并进行比较研究以阐明隐藏的事实。

本科的时候，我的导师平势隆郎老师的观点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因为当时我发现了史书中出现记载错误，平势隆郎老师提示我可以从文化环境和传统的角度去审视这些记载错误。到了硕士、博士的时候，我瞩目是意大利欧洲史学者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著作，他是一位后结构主义学者，后结构主义的研究一般是带有政治性的，因为许多后结构主义者相信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只是一个社会建构，在当中有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发生作用。

当时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通过《后汉书》了解范晔的思想是可行的，但是通过《后汉书》去了解那个时期其他人的思想是有问题的，因为范晔的历史记录和那个时代真实的情况有着距离，你并不能确定范晔所描述的历史情景究竟是范晔的想法还是历史的真实情况。但是卡洛·金兹堡他揭示出来了一种方法，那就是去寻找思想矛盾之处。卡洛·金兹堡认为人相同的思想是难以区分的，但是异质或者矛盾的思想却可以从整体建构中区分出来。因此，在范晔那个时代中，和范晔相同或者相似的思想是难以辨明究竟是不是真实情况的，但是一旦在《后汉书》中有出现前后不一的矛盾现象，虽然矛盾的另一方思想也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矛盾本身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这就好比有一个问题，范晔认为是对的，但是有另外的人认为是错的，那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对是错，那个时代发生了这个问题是可以确定的。那么在此之后，就可以通过种种史料线索和历史背景去分析这种矛盾存在的原因，进而揭示出当时政治环境、社会文化和物质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我好像在本科念书以来上过的课、看过的书之中看来看去这些想法，通过这种经历来慢慢做起来我的研究方式。所以我想我对“历史书写”研究这种方法的兴趣，更多是受到来自哲学和思想史方面的启发吧。

那么您认为在出土文献大量出现的条件下，出土文献对“历史书写”的研究有哪些影响？

我目前出土文献的研究中心放在了吴简方面，吴简以簿籍、文书之类的资料为主，与传世文献有很大的区别。因为簿籍、文书直接关联当时行政的具体运作，其脉络也基本上局限于郡、县等具体范围。我认为这种具体性是这些出土文献的特点，正因为有了这种特征，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可以按照原件的细致观察以及发掘情况等信息来把握资料的性质进行研究。与此不同，传世文献，尤其是史书之类，基本上是从某一个朝代的观点来描述对历史和世界的认识，跟出土文献中的簿籍、文书在不同维度。 “二重证据法”的应用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将出土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进行古代历史的研究，我认为目前还需要优先做好初步性的整理工作，因为吴简不仅数量太多，而且很多部分零散，编联问题还没解决完了。

所以我不得不说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尤其是走马楼吴简之类的出土文献对“历史书写”研究还几乎没有影响。但是我还不知将来会不会发现对这方面问题的新突破点，我很期待新发现的可能性。

“贵族制”研究是日本中古史学界的重要方向，您对于这一个重大的议题有何看法呢？日本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呢？

在战后的日本围绕贵族制的研究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中确实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个研究出现了停滞，现在对于“贵族制”的讨论已经再度活跃了起来，出现了“追问贵族制研究”的现象，有人甚至提出不要使用贵族这个概念。但是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在魏晋南北朝的史书当中贵族的现象的确存在，不过史书中“贵族”这个词语很少见，使用“士”之类的称呼比较多。如果完全不使用“贵族”来描述研究对象，我认为这样是走了极端。

曾经日本学界对于中国中古时期的讨论有“贵族制”和“寄生官僚制”两个经典的方向，贵族阶层是因国家权力的存在而成立，因官僚而获得贵族身份？还是不以国家权力为前提，本身就是统治阶层，只是形态上是官僚？川胜义雄教授是贵族制的支持者，他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对于贵族的共同体研究非常精彩，对于贵族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自立情况做了充分解释，当然也存在着漏洞，川胜义雄教授我认为他一定了解当时官僚制的内部变化，但是却没有充分讨论。

当时如今日本学界研究“贵族制”的视角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近年中村圭尔教授、川安合教授等研究者强调上一代的官僚身份影响到下一代的贵族地位，否定贵族身份的固定性。他们重视官僚制自身的运作，所以官僚身份不一定被乡品决定，相反有可能是官僚身份决定了下一代的贵族地位。

大阪市立大学的中村圭尔教授，他前几年有一篇文章叫做《六朝官僚制的叙述》，表现出他对于常规贵族制和官僚制的讨论都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他认为在正史的《百官志》中记录的整齐有序的官僚制度是否真的存在过？这其实相当可疑，因为就像历史书写和历史实际一样，制度安排和制度的实际运作同样也存在着距离。那么以往研究中，如宫崎市定教授《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书从魏晋南北朝官制变化得出贵族制的原则，显得还有很大值得讨论的空间。这也是新方法引入之后，今后研究工作应该进一步开展的方向。

附：安部聪一郎先生部分学术成果

編著書

1． 東田雅博・安部聡一郎編《歴史学の可能性》，金沢大学人文学類歴史文化学コースブックレット１，金沢大学人文学類歴史文化学コース，2012年。

博士学位論文

1． 《後漢末士大夫像の構成過程からみた魏晋貴族制の形成》，学位(博士)論文，東京大学，2006年。

論文

1． 《後漢時代関係史料の再検討 ―先行研究の検討を中心に―》，《史料批判研究》第4号，pp.1-43，2000年。

2． 《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史料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 ―劉平・趙孝の記事を中心に―》，《史料批判研究》第5号，pp.113-140，2000年。

3． 《嘉禾4年・5年吏民田家莂にみえる倉吏と丘》，《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 ―長沙呉簡研究報告・第1集―》，pp.55-67，2001年。

4． 《党錮の「名士」再考 ―貴族制成立過程の再検討のために―》，《史学雑誌》第111編第10号，pp.1-30，2002年。

5． 《長沙呉簡にみえる名籍の初歩的検討》，《長沙呉簡研究報告·第2集》，pp.39-53，2004年。

6． 《清流・濁流と「名士」 ―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中國史学》第14巻，pp.167-186，2004年。

7． 《试论走马楼吴简所见名籍之体式》，《吴简研究·第2辑》，pp.14-24，2006年。

8． 《郭太列伝の構成過程 ―人物批評家としての郭泰像の成立―》，《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 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篇》第28号，pp.13-110，2008年。

9． 《隠逸・逸民的人士と魏晋期の国家》，《歴史学研究》第846号（2008年大会増刊号），pp.34-42，2008年。中文版：黄桢(訳)，徐冲(校)《隐逸，逸民式人士与魏晋时期的国家》，《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三卷，pp.89-104，2013年。

10．《走馬楼呉簡中所見「戸品出銭」簡の基礎的考察》，藤田勝久・松原弘宣編《東アジア出土資料と情報伝達》，汲古書院，pp.77-99，2011年。

11．《韓国城山山城木簡と中国居延漢簡の比較研究》，《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194集，pp.7-16，2015年。

12．《典田掾・勧農掾の職掌と郷 ―長沙呉簡中所見「戸品出銭」簡よりみる―》，關尾史郎編《湖南出土簡牘とその社会》，汲古書院，pp.117-142，2015年。中文版：《典田掾，勸農掾的職掌與鄉──對長沙吳簡中所見“戶品出錢＂簡的分析》，《簡帛研究》二〇一五秋冬巻，pp.238-256，2015年。

書評・批評・新刊紹介，学界展望等

1． 《新刊紹介：東晋次著『王莽 儒家の理想に憑かれた男』》，《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第5号，pp.212-213，2004年。

2． 《2004年度歴史学研究会大会報告・古代史部会・山田報告批判》，《歴史学研究》第796号，pp.39-40，2004年。

3． 《調査成果 (1)名籍竹簡》，平成16年度～平成18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長沙走馬楼出土呉簡に関する比較史料学的研究とそのデータベース化》研究成果報告書，pp.8-13，2007年。

4． 《長沙呉簡における記載面裏側の状況 ―名簿簡・「戸品出銭」簡における―》，《長沙呉簡研究報告·2008年度特刊》，pp.19-25，2009年。

5． 《『三国志』の時代から来た書類》，《歴史と地理》第624号（世界史の研究219号），pp.47-50，2009年。

6． 《実見報告：書式と形態からみた「戸品出銭」簡》，《長沙呉簡研究報告·2009年度特刊》，pp95-105，2010年。

7． 《書評：渡邉義浩著 汲古書院 『西晉「儒教國家」と貴族制』》，《中国研究月報》2011年11月号，pp. 61-62，2011年。

8． 《2011年の歴史学界―回顧と展望―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雑誌》第121編第5号，pp.206-212，2012年。

9． 《３世紀中国の政治・社会と出土文字資料》，《歴史評論》769号(2014年5月号)，pp.54-64，2014年。

10． 国際企画展示《文字がつなぐ―古代の日本列島と朝鮮半島·図録》，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2014年。（第1章第3節中の解説2項目(pp.37-38)執筆，展示開催期間2014年10月15日～12月14日）

11． 《中国秦簡・魏晋南北朝期の出土文字資料と東アジア》，小倉慈司編《古代東アジアと文字文化》，同成社，pp.31-48，2016年。

12． 劉峰(訳）《日本学界“史料论”研究及其背景》，《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4期，pp.39-43，2016年。

13． 《書評と紹介：角谷常子編『東アジア木簡学のために』》，《日本歴史》第820号(2016年9月号)，pp.86-88，2016年

采访人 | 雷天月 李屹轩

采访时间 | 2016年12月

排版 | 雷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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